1966年“运动”爆发后，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的杨静仁主持召开了一次区党委会，专门研究如何应对造反的问题。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会议不可避免地倒向了支持造反一边，有人从声讨“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开始，逐渐转向声讨自治区党委；有人甚至开始指责自治区党委有严重问题，搞“修正主义”，他们还举出许多所谓的“问题”，全面否定自治区党委的工作配资开户流程新手指南，向区党委发难。
当发难者攻击得最厉害时，杨静仁说话了：“如果说自治区党委工作有错误，全部由我负责。我是第一书记，这事应由我承担。”
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宁夏的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杨静仁，理由是：邓小平来宁夏视察时，是由杨静仁陪同的，他还夸奖了杨静仁。造反派要杨静仁交代邓小平来宁夏时都讲了什么，还要求他揭发邓小平。面对无限上纲的批斗，杨静仁坚强地挺着，不说邓小平一句坏话。杨静仁的妻子、子女都为他担心，但他只讲了一句话：“为人要实事求是，要说真话。”
1967年1月的一天，造反派闯进杨静仁的家，把他抓走并单独关押了起来。杨静仁被关押、批斗期间，他的妻子吕琳也被关了起来，造反派见从杨静仁口中得不到什么，便想从吕琳那里打开缺口，他们故意让吕琳和杨静仁在监狱里见面，并全程监视监听。吕琳见到杨静仁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被捕过吗？”
杨静仁肯定地回答：“没有。”
当杨静仁得知吕琳也受到非人的折磨时，流下了眼泪，他们相互勉励：到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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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反派见让杨静仁夫妻见面也得不到什么 罪证”，便加紧逼迫吕琳揭发杨静仁，非要吕琳说杨静仁是一个“潜伏多年的特务”，吕琳以坚定的语气回复他们：“他决不是特务！”
林彪身亡后，吕琳被放了出来，但杨静仁依旧被关押着。当时中央已经开始了“解放”老干部的工作，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了。吕琳看到形势有所好转，便决心要为杨静仁的冤案奔走，她写了关于杨静仁近况的材料，并把材料送到了乌兰夫的手中。
乌兰夫在延安时期就认识杨静仁，建国后两人都在国家民委工作，杨静仁曾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对杨静仁的为人及工作能力很是欣赏。当时乌兰夫也刚“解放”不久，但他不顾再次受到“四人帮”打击的危险，直接把吕琳的申诉材料递进了中南海。
当时邓小平也已经复出工作，他看了吕琳的材料后，在中组部召开的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会上表态说：“静仁同志是个有马列水平的同志。”他还对杨静仁的问题作了专门批示：如果没有政治问题，静仁同志可以用，应该用。
不久以后，杨静仁被允许回到北京治病。但没过多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了，已经和邓小平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杨静仁再遭厄运。直到1977年，中央才正式恢复杨静仁的工作，让他出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委书记，同时兼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政协主席。
邓小平一直记着杨静仁，他第三次复出后，提议恢复被“运动”搞垮的一些中央国家机关，其中也包括国家民委。在考虑国家民委主任的人选时，邓小平、乌兰夫等人一致推荐杨静仁。1978年3月，国家民委恢复后，中央任命杨静仁担任国家民委主任。
杨静仁到国家民委工作时，机关刚刚恢复，工作千头万绪，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从纠正“运动”给民族工作带来的“左”的影响开始抓工作。杨静仁写了一篇题为《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对纠正民族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拨乱反正，恢复中央一贯主张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该特别记上一笔的，是杨静仁为李维汉平反问题所做的工作。李维汉是一位对我国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有着重大贡献的理论家和实践家，由于受“左”的错误思想影响，早在“运动”之前，他就被冠以“右倾投降”“反对毛泽东”的罪名打倒了。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李维汉的平反问题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一次研究李维汉问题的会议上，有人提到了关于李维汉“反对毛泽东”的问题，并说关于对李维汉的处理问题，毛泽东是有过批示的，拒绝给他平反。
杨静仁听后直言道：“李维汉同志有什么错？他从没反对过社会主义！他和主席是战友，工作中有不同的意见，怎么能说就是反对主席呢？如果不给他平反，这将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
在杨静仁的支持和积极参与下，李维汉终于在1979年得到了平反。后来有不少人当面称赞杨静仁，但他只是淡淡地说：“这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结果。”
2001年10月19日，杨静仁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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